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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不是“小儿科”

2000-10-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记者 胡秋蕾 我有话说

古典文学是有着久而不衰的生命力的,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这也是普及它的动力和市场所在。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站在21世纪的大门口鸟瞰这类出版物,发现它的缺憾还是很明显的,应当引起有关各方的关注。

目前,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已经得到了上自中央、下至普通民众的普遍重视,了解古典文学基本知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做好普及工作,十分关键的一环便是好的普及读物。然而,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虽然近年来不乏为广大读者认可的优秀作品,但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总体情况仍然令人担忧。

首先,由于普及读物自解放前便有出版,近20多年来更是数量、种类繁多,这便给一些不负责任的出版商以可乘之机。于是,市场上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有一大部分是陈陈相因,注释、赏析相互抄袭,甚至连错误都会重复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王学泰先生告诉记者,他并不常看这些普及读物,但由于家中有上高中的孩子,也偶尔会翻翻这方面的书。有些书一看便知作者对原作根本没有深入的了解,书是随便抄袭、拼凑而成,一些选本也根本不是在通览原作的基础上编成的,这种马虎的态度自然不可能出精品。

注释错误多,分析不到位,也是当前古典文学普及读物普遍存在的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盖国梁先生说,普及读物的读者大多是中小学生,书中的错误很容易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王学泰也对记者说,现在的普及读物动辄冠名为“白话全译……”但是,大部分的译作让人不忍卒读。而这些粗制滥造的图书更给古典文学普及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反而拉开了古典文学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

另外,有些普及读物编选的思路太老,没有新意。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金良年说,很多普及读物都基本上按照老的文学史思路来编写,单单为作品作选注的多,从欣赏的角度来看很难令人满意。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认为,在介绍古代文化时,必须融入现代的眼光,但如今很多的古籍普及读物对于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值得推广的,态度并不是十分明朗。王学泰先生把这一问题归因于编著者本身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和领悟不够,往往对于原作缺乏独到的感悟。他说,当年萧涤非先生编《杜甫诗选》,其中的注释和评析都渗透了他本人对杜诗的深刻理解,现在很少有选本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著名学者何满子也认为,普及不是为古典而古典,而是要与现代人的思想相联系,使更多的人具备面对现实和未来的人文关怀。

还有,大部分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对优秀作品的导读和分析缺乏针对性。虽然定位为普及读物,但是普及也应该照顾到多个层次。谈到这一点,王学泰先生说,王力先生当年做诗词格律方面的普及,便针对不同的文化层次和需要撰写了由浅入深的《诗词格律十讲》、《诗词格律》和《汉语诗律学》3本著作,虽然程度不同,但王力先生在每本书中都写进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不管是对专业人士还是对渴望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普通读者都很有启发。

采访中,何满子先生告诉记者,做普及工作的人一定要“比专家更专家”,现在的一些编著者,自己尚且不能对古代文学真正“深入”,更无法达到“浅出”的效果。盖国梁先生说,搞普及实际上比搞研究更难,搞研究可以专注于某一主要问题,其他稍次要的东西可以略过不论,但普及却要照顾全面,对于古代文学要有比较完备的知识结构,同时也需要有钻研的态度,把比较高深的东西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给大众。王学泰先生认为,比起建国初期,虽然普及书的数量多出了好几倍,但从总体上看,编写的质量有所下降。当时像余冠英先生编选《诗经》,马茂元先生编选唐诗,钱钟书先生编选宋诗,编选者都是各个领域的权威学者,做起相应的普及工作自然是驾轻就熟。而且当时的编辑力量也很强,王利器、聂绀弩等学力深厚的大学者都在出版社任职,书的质量自然就有保证。骆玉明教授提到自己在上大学时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朱先生这样的博学之士写的普及小册子,他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这样的好书就太少了。即使有些书有名家学者参与编选,但真正下功夫的不多。

对于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这种现状,出版社也有自己的苦衷。金良年说,出版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出版社的压力很大。如果在编写质量上下功夫,把内容真正作出深度,就需要一个较慢的积累过程,而如今的市场经济讲求效益,一些出版社单纯追求利润,在质量上自然缺乏考虑,浮躁的风气已经成为出版社的一个普遍现象。

普及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意义重大。这一点,许多学者和一些有远见的出版社都有深刻的认识。王学泰先生说,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实际上是关系到国民性格塑造的大事。金良年先生也表示,虽然出版普及读物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他们决不会为了单纯的经济效益放弃社会效益,而是会厚积薄发,争取出更多的精品。

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复兴”,很大一部分责任落在出版社的身上。毕竟古典文学离现代社会中的人远了点,怎样激活它的生命力,让更多的读者接受它呢?一些出版社还是想出了很多“高招”。不单内容争取出新、出精,而且在书的形式、装帧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上海古籍出版社把他们的图文本《唐诗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和《唐宋词三百首》3本装进精美的礼盒,做成“礼品书”,盒内有专为礼品书特制的3张珍贵藏书票。据悉,他们准备在年底推出5本装礼盒(还包括《宋诗三百首》和《古诗三百首》),利用春节来促销。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十三经“掌中本”,携带十分方便,避免了“搬运”厚重注释本的麻烦。读者可以把有注释的版本放在家中,有疑难处可以查阅,“掌中本”完全是原文,这也满足了一部分读者要求读到“原汁原味”的古书的愿望。

普及书,价格也应该“平民化”。一些出版社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推出的图书尽量“小而精”,在价格上也尽量照顾一般读书人。中华书局版《诗词格律》自1977年第一版至今已经是第13次印刷了,依然保持着销售旺势。据出版社有关人员介绍,除了作者王力先生的名气外,这本书畅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每本9元的定价对大多数人有着吸引力。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王文斌先生也告诉记者,“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古典文学作品编选时没有加入大量的注释,考虑之一便是降低成本从而降低定价,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套文库原是不拆开卖的,但读者普遍反映成套购买不仅没有太大必要,而且价格很难接受,于是出版社已决定允许单本出售。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人对目前市场上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还是心存疑虑。看来,要使古典文学真正作为民族血液的一部分融入每一个人,我们的普及工作还应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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